张益凡

在张轲将北京胡同的更新带到世界建筑界的前线之时，中国的当代建筑也慢慢拉开了一个新时代的大幕。

When the struggle of Hutong redevelopment in Beijing has been brought to the front of world’s architecture by Zhang Ke, something big for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architecture is probably under preparation.

作为与王澍、刘家琨一同受邀参加第15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主题展“前线报道”的中国建筑师，张轲带去了他在北京旧城改造前线实践的三个项目，取名“胡同微更新”。顺着“前线报道”的故事主线，张轲的作品表达和探讨了独立建筑师主动介入北京城市更新前沿时的专业思考和社会责任。

“胡同微更新”展览位于兵工厂展区。张轲在将近170平方米的展览空间中并置了三个独立体量：一张7米长的实心混凝土展台，以及按照原比例复制的北京“微杂院”项目儿童阅览室和树下展厅。混凝土展台上放置的是“胡同微更新”项目的背景资料以及张轲在北京胡同区域实施的三个改造项目的建筑模型：“微杂院”已经完成并投入使用，“微胡同”和白塔寺区域的改造项目仍在施工中。在展出的项目背景资料中，北京旧城区的城市卫星图根据实际建设状况被描绘成了一幅战地地图——在张轲眼里，城市更新改造的战役已经打响。

等比复制的两个单体建筑是这次“胡同微更新”主要展览内容“微杂院”项目的一部分。在“微杂院”项目中，位于北京前门大栅栏区域的一个典型“大杂院”被改造成了面向儿童的社区公益场所。张轲摒弃了北京旧城更新“推倒重建”的基本思路，将“大杂院”这一聚居形态重新定位为北京城市发展历程的重要片段；在尊重原有杂居环境空间多样性的前提下，院子的功能区块被进行了置换，类似的体量以新的功能共同构筑了服务社区的公共空间。整个项目是建筑师主动介入、独立建造、自主运营的一个成功尝试。

在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展览现场，脱离了场所特质的两个原尺寸模型在兵工厂的空间中以模仿的方式肆意地对普适性建筑（generic buildings）进行了讽刺；在威尼斯，被复制的不 仅仅是“微杂院”中两个单体建筑的外形，还有其背后的建筑思维。

与真实建筑一致，儿童阅览室的模型采用的仍然是张轲所提出的“墨汁混凝土”（7米展台也由这一材料浇制）。墨汁不仅仅是一种调色剂，其背后的隐喻更值得细品：墨汁作为一种绘画和书写材料，承载了太远太重的中华文明记忆；建筑作为文明外放并实体化的一种标识物，一再追寻自身的永存以证明文明的永恒；中国在经历飞速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过程中，抹去了太多的记忆，推平了太多的永恒；张轲将墨汁转变为基础建筑材料的一部分去实践旧城更新项目的这一充满地域主义色彩的举动，更像是对北京等地在旧城更新项目中的鲁莽行为而做出的富有修辞性的抗争。这种抗争的气味，在双年展现场是可以被明显“嗅”到的。

同样被按照原尺寸复制的还有“微杂院”项目中的树下展厅。与环绕着古槐的实际项目不同，树下展厅的复制品在双年展中紧邻兵工厂中与古树主干等粗的立柱——被并置的不仅是作为建筑材料而被砌于钢壳外的、来自中国的回收旧砖与威尼斯的斑驳红砖，同时还有两种砖块背后所蕴含的不同的城市发展脉络。展厅内部被布置成了一个充满超现实主义色彩的小尺度冥想空间，容纳着被漆成黑色的光滑钢壁以及暴露在外的大尺度连接构件；展厅尽端靠墙放置着一个金属台架，上置一本厚重的“微杂院”项目图册，展厅中唯一的照明灯光正打在书页上。当参观者充满仪式感地翻阅图册，兵工厂柱子的影像便从左侧的窗户透进，取代了实际项目中古树的位置。右侧的高窗则聚焦于临近的儿童阅览室模型。

张轲用这三个大体量的展品，在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以一种充满自主意识和社会性的态度向世界讲述着他的“前线报道”。近年来，越来越多与张轲的标准营造类似的独立事务所在中国出现，大型建筑集团公司统治市场资源的生态已被渐渐打破，与之并行的还有始于三年前的“建筑业寒冬”。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张轲带到这次双年展上的“胡同微更新”暗示了已经开始在中国发生，然而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的事情——与一百多年前的欧洲以及四十多年前的日本所发生的相类似的事情。

张轲的“胡同微更新”并非一个独立割裂的项目，而是代表着中国建筑界中对建筑学以及建筑师职业定义进行重新思考的一股力量，而激发了这种力量的，是在一部分中国建筑师群体中逐渐成熟并被践行（虽然方式不尽相同）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个人主义价值观中的社会性情怀又为张轲等一部分“中国新建筑师”带来了一种有意或无意的社会性英雄主义情绪——建筑师以发起者的身份主动介入社会矛盾，并以建筑为手段，以民意为基础，去寻求一种自下而上的路径和答案。

在上世纪根植于空想社会主义和工业主义的西方建筑先锋运动中，建筑师往往是以一种“计划者”的角色自上而下地介入社会的改良和重塑，他们凭借着思维的自治，构建出了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社会生产关系的转变促使兴起的个人主义和商业精神取代了自治的英雄主义——中国的现代建筑在快速商业化的同时也局部吸纳了自治英雄主义时代的精神，并将自治的主体替换为权力精英。但是，当代建筑对中国目前的社会、政治及经济大环境的演变所作出的及时反应，也为张轲等建筑师拥有这种新兴的社会性英雄主义情绪提供了可能——这种“情绪”也许会孕育出在未来发端于中国的一种“主义”。同时，以张轲为代表的这一代建筑师的成长轨迹和教育背景又避免了他们被民粹主义和极左情绪所诱惑，这使得中国建筑的转型——除了那些中国特色的大型建筑集团公司发出的哀怨声之外——整体将保持一种温和而妥协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