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芬兰建筑师论坛
01 August 2010
 


2010 SINO-FINNISH ARCHITECTS FORUM

由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环境设计》杂志社、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愿景公司、中建国际(深圳)设计顾问有限公司、4家单位联合主办的“2010年中国——芬兰建筑师论坛”于5月21日至22日在天津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中芬现代建筑发展的差异性与解决之道”,论坛分为嘉宾演讲、中芬演讲、中芬建筑师对话和学术考察三个环节。

当前,越来越多的外国建筑大师跨入中国大山。他们在了解国际建筑新理念和新方法的同时,也陷入了对中国现代建筑发展的困惑: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应该如何借助国际力量得以发展?中国现代建筑应如何传承?如何让青年建筑师站在一个更高的设计平台上?如何让建筑有机地融入环境,产生满足现代需求的本土建筑?建筑师和其他相关团体在建筑领域的角色和责任应该是什么?建筑师应如何与这些团体合作?

这是一些贯穿建筑长远发展的系列性话题。在建筑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的今天;借鉴其他国家的建筑发展与传承的策略,了解他们应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法,对提高中国建筑师今后的建筑设计能力、沟通交流能力和社会责任感显得尤为重要。

时间:2010年5月21日 
地点:天津大学 
主办: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环境设计》杂志社、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愿景公司、中建国际 (深圳)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主持人: 
彭礼孝 《城市环境设计》主编,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特聘教授 
张颀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   
嘉宾: 
荆子洋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系主任 
Martta Louekari 赫尔辛基城市文化办公室国际信息官员 
Teemu Kurkela JKMM建筑事务所合伙人 
Tuomas Toivonen NOW建筑事务所合伙人 
Jussi Palva Verstas建筑事务所合伙人 
Mikko Sumanen K2S建筑事务所合伙人 
Tuukka Vuori Playa建筑事务所合伙人 
孔宇航 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教授 
黄晶涛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愿景公司首席规划师 
单增亮 中建国际(深圳)设计顾问有限公司CEO 
朱翌友 中建国际(深圳)设计顾问有限公司公共建筑事业部总建筑师 
张轲 标准营造建筑事务所主持建筑师 
梁井宇 场域建筑事务所主持建筑师 
祝晓峰 山水秀建筑事务所设计总监 
那日斯 天津博风建筑设计公司总经理 
庄慎 阿克米星建筑事务所设计总监 
赵晴 天津大地天方建筑设计公司总经理

彭礼孝: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早上好。2010年中国-芬兰建筑师论坛现在开始。我谨代表四家主办单位——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环境设计》杂志杜、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愿景公司、中建国际(深圳)设计顾问有限公司,对各位与会嘉宾及参会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

张颀:提起芬兰,我们想到的是阿尔瓦·阿尔托。现在他距离我们已经将近100年了。1个世纪以前的建筑现在看来依然不落后。他当年倡导的是地域化、人性化。这是我们的理解。另外从芬兰的青年建筑师的作品同样能够看到民族化、地域化和本土化的表达。这些都充分说明了芬兰建筑的历史传承关系,它们与中国浮华、生搬硬套的建筑现状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我对芬兰建筑设计事务所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都有自己倡导的设计理念。他们淡泊又积极、朴实而无华。

Marlta Louekai(以下简称Martta):当我在芬兰早晨醒来时,外面一片寂静,只有一只鸟在鸣叫。但是我在中国醒来时,我经常听到人活动的声音和车驶过的声音。这种对比正好显示了芬兰和中国的差别。芬兰是自然的、安静的,中国是暄闹的、城市化的。

中国和芬兰位于地球的两端,我小的时候,芬兰有个笑话:往地下打个洞,就能到中国。中国很大,芬兰很小,芬兰的人口与天津差不多。当芬兰人想要休闲的时候,他们会去野外;中国人休闲的时候,会将家庭成员聚集在一起开展社交活动。虽然中国和芬兰的情况截然不同,但是年轻建筑师的工作和追求是相同的。


人文、自然、朴素

孔宇航:现在的状况跟2000年不一样,那时候建筑实践界对历史人文关怀不是很浓郁,虽然有些时候建筑师已经开始考虑对人文的关怀和对自然的重视。中国建筑师已经开始探索这方面的问题,整个学术市场在向这个方向转变,但是具体的手法和思考有一定的脱节。我相信通过这样的交流,能够使不管是实践界还是教育界,对人文关怀的具体实施方法和策略在今后5到10年当中会有很大的进展。

庄慎:芬兰建筑很安静,有自然的气质,以我的角度来看这更像是一种参考。中国建筑的实践从历史来讲也不缺乏这样的因素,不要说以前我们传统的自然的或者是关怀的,六七十年代的建筑也很朴素,体现建筑师对普通人的关心和理解。我们目前更多的是机会,但很多东西有问题。问题在哪里?建筑师无论是先锋的也好,不先锋的也好,从事创作也好或者是从事工作也好,都会存在一个现象,他跟普通人脱离。这个变化是不知不觉的,做一件事情一定要真正关心大众,从真实的角度理解。有肘候我们往往站在一厢情愿的角度上理解。现在建筑活动的目标从原来造房子变成商业问题,有些利益驱动,这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困惑。


差异,非差距

张轲:我不太同意把中国的建筑师和芬兰建筑师对立起来,我们有共同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一些年轻学生的作品集,中国年轻一代的建筑师和芬兰建筑师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有很多好看的、好玩的建筑设计。可能中国跟芬兰的区别在于虽然我们都有趣味、好玩,有轻松的地方。但是以实践上来看,中国建筑的精确程度和对微妙材料的应用,总体上来说与芬兰有差异,我不愿意说这是差距,我觉得年轻一代没有什么可以不自信的。


竞赛

梁井宇:也许与中国相比,芬兰的建筑背景完全不同,有大量的建筑竞赛。Teemu参与了芬兰馆的设计,在此之前也参与了大量的建筑竞赛。你们重在参与,做出好的设计,还是为了赢得竞赛?

Teemu Kurkela(以下简称Teemu):首先还是要赢得竞赛。为了做好的设计,有的我9点醒来,然后想怎样赢得竞赛。在竞赛过程的中间,思考如何将想到的元素整合起来,是个很痛苦的过程。最终的结果往往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程序合理的话,你在下次也能赢。准备竞赛的过程就像是准备音乐会,需要把很多床手组合起来,让乐器发出不同的声音,使整体的效果比其他人要好。

梁井宇:你们在竞赛过程中准备不同的方案了吗?有的方案可能更多地考虑资金,有的方案更多地强调设计,或者在你的脑海中可以平衡这些事情?如果你赢得了竞赛。就会成为著名的建筑师;如果没有的话,下半生就不得不给别人打工。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如何准备竞赛?

Teemu:问题在于建筑师要与委托人沟通。我们参加的竞赛很多,但是输掉的也很多。在竞赛中不要想着输赢,如果输了就忘掉它,这是一个了解失败的很关键的过程。如果参加200个竞赛的话,最终会赢得五六个,但如果不去参加的话,一个都赢不了。你在竞赛过程中先产生了一个决定,解决了一些问题,然后对决定迸行修正,保持谦虚的姿态,然后你才知道自己的方向是正确的。如果你了解游戏规则的话。你就会获得成功。

Tuomas Toivonen(以下简称Tuomas):竞赛是一个产生建筑文化的过程,其中包括了一些逻辑和传统。无论是普遍的还是前卫的设计,都丰富了当地的建筑文化。我参加竞赛是为了获奖,这其实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而不是说反对这个问题和它的答案。从提出问题一解答问题的角度而言,竞赛不是最好的方式。在通常的设计中建筑师可以与委托人有充分的交流会同志,然而在竞赛中这种交流很少,不过我仍然认为竞赛很重要。竞赛对于年轻建筑师而言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参与逻辑性强并且有创造力的竞赛项目。竞争出来的设计更主观、更钝粹,是年轻建筑师实现理想的动力。

张轲:显然Tuomas有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态度。对于我们而言,我们有意识地将竞赛分为两部分。我们想制造一些声势“不要认真对待我们的理念”,然后在另外一些竞赛中我们会表达“我们会赢得竞赛”。所以对我们来说,没有失败的问题。


主流

张轲:Tuomas,你在建筑师中是激进的吗?

Tuomos:芬兰有很多建筑师。如果你看到青年建筑师的专栏的话,我们都是这一代中的主流。这不是真正的激进,而是建筑发展一直都需要新的方式。

Teemu:我认为我们代表了我们这一代的自然属性。我们是70后,是建筑师中的大多数。

张轲:芬兰建筑师和中国建筑师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没有特差的建筑师。

Teemu:我认为情况在芬三是一样的。90%的建筑都是因为资金的问题才修建的。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只有2%一5%特别强调品昧。我们是为了社会而建造的,而这样的房屋最需要的是普通。建筑的品味不是我们考虑的,而是政府想要的是提升建筑的总体品味。这样就是委托人是否希望提升他们的住房品味的问题了。芬兰的建筑系统是建筑师根据政府和市场的要求提供建筑设计的。

孔宇航:芬兰建筑师的整体水平比较高。他们的教育体系很好,赫亦辛基理工大学是6年制的大学,成绩不好的学生4年就出去,永远不可能再做设计,只能画图。学校的教育不是光设计画图,而且有一些实践。那里的建筑文化是竞赛的文化,当然竞赛是非常公正的——也有部分不公正的,比如说斯蒂芬·霍尔设计的赫尔辛基文化中心,很多当地人就不满意,但是当地政府就是不找当地的建筑师做,他们当地政府就喜欢外国建筑师,这点曾经跟中国差不多,但是评委主要还是选择最好的方案,而不是按知名度。整个一百多年来这样的文化造就了这样的建筑。

梁井宇:虽然芬兰建筑师的水平很高。他们在建成的建筑里面90%还是普通的建筑,但是这些建筑也被大家认可和看好,作为标准和追求的方向。这在中国是不同的。张轲设计的房子也特别好,但是他只占一小部分,不是主流认可的建筑师。张轲认为是差异,我觉得是差距,什么时候我们也能够被大多数人觉得好呢?

张轲:我想强凋的是,另类不代表好。在中国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可能很另类,但是同时也可能很糟糕,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刚才在说差异。我认为他们整体发展以后,就没有我们现在这么热闹了。


精与广

庄慎:芬兰这样的国家很安静,他们的作品体现出来的也是这种情况,整个社会应该是有秩序的社会,大家能够专心地做自己的事情的社会。Tuomas关心的东西很多,有建筑、室内、策划等,有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问题。他把设计的界限不是划得特别严格。他们为什么对各种各样的事物感兴趣?他在芬兰建筑师当中是另类的、少数的还是比较普遍的呢?

Tuomas:也许我给你的感觉是我与芬兰建筑相隔得很远。也许是因为我的背景(妻子是日本人),我更像是以芬兰之外看芬兰。这也是一种策略,我对于芬兰也是外国人,我感觉自己与其他人一样关注芬兰。我试图参与到城市发展之中,尤其是赫尔辛基,因为我是赫尔辛基人。我对参与讨论城市的未来特别感共趣,越早参与城市规划的,对城市的影响越深。也许我需要其他战略,所以我也当记者,我玩音乐,参与城市规划、教育、建筑,推广我的理念,也制造争论的话题。

孔宇航:正常和非正常都是褒义,Tuomas解释税尽管他是芬兰人,尽管是赫尔辛基人,但是他大部分时间不在芬兰这个园家生活,所以他的行为方式很像美国人。我接触过很多芬兰的建筑师,都是比较谦虚的,但是Tuomas是比较骄傲的,充满自信,在中国来讲是为学得不精但是很广。

张轲:我认为一些大师的研究很深,但是建筑的形式却非常简单。

Tuomas:我认为建筑是这样一个专业,你必须是全才,了解所有的事情。你的设计必须要讲述有趣的故事。对于建筑来说,你必须了解为什么它们很重要,它们对于这个项目有看什么样的影响力,如何才能做出最好的建筑。

Teemu:这就是为什么建筑师必须要做建筑之外的事情的原因,比如掌勺或者航海。你必须对人生有前瞻性,看得更广,不能把自己往坏处想,觉得自己只是个工程师。第二,你不得不与人交流,明白他们想的是什么。与委托人交谈的时候,要想让他们明白你要表达什么,谈的肯定不是建筑,而是别的东西,因为他们不懂建筑。我不喜欢与委托人讨论建筑。你其实可以把话题变得更有趣。

张轲:其实他们两个都特别的跨界、跨行血。我觉得可能因为建筑师作为一个设计师和建筑设计思想者可能更多的是这个方向,在所有的设计领域从事实践。我不认为建筑师必须只盯看建筑,而不关注其他部分。我们自己也在做设计,比如说做汽车、盘子等造型的。我觉得其实这种跨界是年轻一代的方向。

Tuomas:我认为阿尔瓦·阿尔托就是个例子,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也设计家具。不仅是阿尔瓦·阿尔托,还有很多现代主义建筑大师都对建筑有着更加广泛的认知。勒·柯布西耶或格罗皮乌斯的建筑理念扩展到了设计的很多方面。

Teemu:我认为室内设计、建筑、景观设计都互相联系,都是与人工有关。如果你看中国传统家具,也能找到相同的理念,其实是被运用在传统园林中的。在这个时代,我认为专业的分工不是人生的全部。


成长

学生A:我不知道你们设计的过程怎祥的,我们关注这个东西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我觉得 建筑师的成长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我想知道他们怎样从一个建筑系的字生成长为一个建 筑大师的,他们中间经历过什么,如何有了今天的成就。

Teemu:在每次的讲座上我们都不诚实,展示的都是最后的成品,讲述有趣的故事,讲 听众愿意听的,但是这不是做建筑的真谛。关键在于如何设计流程,流程要系统,这样 你才可以真正解决问题,促迸创造性。重要的是,当你开始这个流程的时候,你不知道 它的结局是什么,你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把活干好的。我实际上是在黑暗中摸索。也许 会迷失。但最后终于发现理念发展了。人长大的过程就像三文鱼生长的过程一样。三文 鱼每年要在海里产卵。在洄游中长大。做方案的过程是一种混乱的摸索状态,建筑师会 感到迷失,所以这种摸索状态必须有一套非常系统的方法,这个方法是你能够有很艺术 化或自由创作的保证和体系。阿尔瓦·阿尔托曾经说过“evolution ideas”, 就是如何发 展理念。

张轲:我理解这更多是一个概念,最开始是一条很小的三文鱼,设计的想法会在设计过程中不断地加强。就橡三文鱼逆流而上一样,每跳一个小河滩的时候有一个飞跃,最后 到上游变成了一条很壮的大三文鱼,就变成了很强的概念。这个概念是越采越强化的过 程。但是跳过一个小河滩也有可能被熊抓住吃掉了。

Tuomas:如果你去了解你尊敬的,做出了很惊艳的作品的大师,明白他们是什么人之后就会发现,他们都很直接,极其努力工作,努力创造出自己的工作思想和方法。他们在创造自己的路。这也许是最困难的,因为没有参照,而且每个人都不同。故事总是有趣的,但是故事只能显示出你的幸运。你需要从中知道他们是怎样做的,这样才有自己的收获。

张轲:为什么你就想变成一个著名的建筑师?为什么不能光做一个好的建筑师就可以了呢?成为一个著名的建筑师可能带来自由,但是即使是没名的建筑师也可以做得很好,平常的心态很重要。芬兰的建筑师每个人都做得非常好,虽然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他们,但是其实上他们比中国大部分非常著名的建筑师都好很多。

庄慎:我也同意核心同题是找到自己的方式,他们自己找到了比较舒服、比较自由、也比较放松的方式。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通过学习找到自己的方式,你毕业之后自己去打工可能不是很放松,但请不要放弃。如果想维持这个兴趣,一定要找到使自己感兴趣的方式,不是说通过学习、找到参照就能够成为著名的建筑师的。比如说北方和南方,江南人烧的菜很淡、很甜,湘菜馆很辣,江南最辣的菜也辣不过湘菜。所以你必须要找到自己的心情所符合的东西。

梁井宇:每个人为什么一直在说玩儿?其实都是在怀着一种很纯真的兴趣爱好。其实我非常理解他为什么想出名,想做个有名的建筑。这是受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不良的人影响的。做建筑师和做名人是两回事。做一个非常著名的人有很多办法,比如你在网上放几只照片。但是做好建筑师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事。


最紧要的事

梁井宇:我们做交流,最想知道此时此刻,每一位建筑师的大脑当中认为做设计最重要、最困惑或者最感兴趣的、最严肃的、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庄慎:我现在觉得是最简要、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理解我们中国现在的价值转向,包括这个建筑师能够干什么事情。

Tuomas:当然,你必须同时从事不同的项目,于是就产生了两件事情。我们为使用者设计建筑,为建筑寻找最有利的场地,让居住者感觉自己更有力量,而且帮助他们降低购房价格,这才是设计的方式。这样就需要将更多的人引入建设过程中。我们不是一个纯开发的公司,将住宅卖给使用者,建筑师的能力在于他们能使委托人和使用者都获益,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位置。芬兰建筑的这种倾向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

张轲:他挺像当房奴当久的人,特别想不要开发商了,想自己与政府合作,把开发商甩到一边,他觉得这事很难做,但是他特别想做,我比较怀疑。他要这样了不就是开发商而不是建筑师了么?我的很多同学毕业以后变成了开发商,也是做建筑。这有点像集资建房的概念,通过融资的方法把这个房子盖起来。

Tuomas:我相信可以将市场经济用在任何地方,你不得不用,但是可以用别的方法。所以你需要规划师、土地所有者、国家的帮助。这样,建筑师不仅是顾问,还成为决定者之一。在沟通和妥协的过程中,你需要将自己置入正确的位置。你将如何做到,你将如何设计,你如何与团队合作,你如何保护自己,如何将设计过程透明化,如何使每个人都能获利。

梁井宇:如果我们信赖市场经济的话,你如何保证自己不会成为房地户暴发户?

Tuomas:这就像调研一样,你需要了解资金的需要,如果没有资金的话,你怎么利用市场资源?也许这也是生存的战略。我对此感兴趣是因为它会创造出不同的建筑。芬兰的建筑市场问题重重,缺少有个性的开发商,建筑总是千篇一律。我们需要找到建设住宅的其他方法,所以要从公众那里发现其他战略。

孔宇航:我的角度跟几位不太一样,我本身是从事教育的。还从事设计研究。人要做优秀、成功有很多种方式,凭自己的勤奄或者是智商、智慧成为一个成功的建筑师,如果人品不行,就不是一个优秀的建筑师。生存当然不是在座的人需要考虑的事情,因为工作也不难找,但是做一个优秀的建筑师是学生需要考虑的,而为了这个优秀的目标如何定一个方向。我看芬兰建筑师,一方面羡慕他们,一方面觉得他们特别辛苦。10年做200个竞赛很累,虽然做竞赛可以在竞赛当中学到很多东西。有一次我在芬兰拜访一个非常著名的建筑师,晚上9点了他还在那里干活,他把这个工作作为一个乐趣。但是在我们眼里,六七十岁了你还在那里干活,别人会觉得很辛苦。在中国做竞赛肯定是一种压力,竞赛肯定是主动参与的。但是你可以不参与啊,不参与就可以休息。芬兰人的精神跟日本人的精神差不多,很勤奋。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有乐趣,但建筑师这个行止就是要三分智慧、七分勤奋。

张轲:我们第一个兴趣是为流动人民服务,为刚毕业的学生或者买不起房子的人做准备,第二个兴趣是突破建筑师行内的一些事,比如说做一些产品设计或者是其他的事。所以我们第三个也是最大的兴趣是所有的学生每个人每天有新的梦想和想法,我们就想把梦想变成现突,所以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现在就开始做。

Teemu:建筑师跟医生相比,医生会更加侧重于自己做的手术受到外界的干扰小一些,我希望能够更好地研究一些更深入的东西,作为一个城市规划师,在这方面还会更有一些可以深入研究的东西。但是城市规划这种工作是有困难的。以上说的三个问题实际上都是很难解决的,也许是永远都没有最终答案的问题。


“被”地域主义

学生B:阿尔瓦·阿尔托是怎样成为人师的?

Teemu:阿尔托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实践者。他有读写障碍这种病,想得多、写得少。任何一个建筑师都有观察思考及行动的过程。

Tuomas:他在冰岛教建筑学,当时整个冰岛的建筑学学生只有6个,在他之前役有任何职业的建筑师,以这个角度说这6个学土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很自由。他形容年轻的这一代独立的建筑师有点像花园里的新蘑菇,新蘑菇在中国能够成长为什么样,以及中国的新蘑菇能够给西方以及国际上的建筑师什么样的借鉴,这是个问题。

学生B:阿尔托在后期是被批驳的,但是他百年诞辰的时候那些人又转过来歌颂他,反正肯定了他,这个现象比较有意思,人们所批驳的是阿尔托本身还是批驳他代表的地域性?如果是指地域性的话,除了地域性有没有其他的东西?我们一说芬兰就被贴上地域性的标签。

张轲:其实我从几个芬兰建筑师的作品里面看到最多的不是地域主义,更多的是当代的建筑和人性的共存,我看到的不是地域主义这方面。因为地域这个词一旦被定义就有被形式化的倾向。


芬兰时间表

祝晓峰:请每个人简短地介绍一下自己的经历,每个人都描述一下自己普通的工作日和普通的休息日是怎么过的。我们从这儿开始,下面可能涉及比较多的是实践的环境以及每个 人理想和追求之回的关系。

Mikko Summonen(以下简称Mikko):芬兰很多独立的建筑师都是从竞赛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的,我其实也不例外。我在读大学时,有3个同学非常要好。毕业以后我们打算在一起做一些事情,开始几年并不是很合得来,因为各有各的想法,慢慢地我们的理想开始接近,决定3个人一起做竞赛。发展到现在,公司已经有20个人。我早上6点起床,9点到公司 开会、查E-mail。我们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团队,大家都是比较随意的工作状态。公司每年会组织一次到国外的旅游,考察那里的现代建筑。6点下班之后回家,一般争取不再工作了, 但是有时候太忙的话可能会再工作一下。对于周六周日来讲,我会稍微睡点懒觉,8点钟起床,看很长时间的报纸,把赫尔辛基的报纸都看一遍。我家离海边只有2分钟,海边停着他的一条小渔船,我有时间打打鱼,晚上有时候做点烧烤。

Jussi Palva(以下简称Jussi):我毕业以后是单干的。自己做竞赛,慢慢发现有一个女孩跟我竞争,于是就认识了。这个女孩好几次都与我一起竞赛,两个人都没有赢。两个人是竞赛关系,后来做着做着发现竞争不如合作,互相发现对方都是能干的人才,所以就一起合作,从一个地下室开始工作,后来又结合成为了夫妇。我一般6点半起来。上班时间也是9点,公司也是比较随意的工作状态,也比较民主。做竞赛的时候,我通常都向下属的意见。我年轻的时候,下了班等孩子睡了以后就开始工作,现在身体不如以前了,孩子睡觉了,我也睡觉了。赫尔辛基是一个海边城市,有很多的小岛屿,我的生意都在一个岛上,我的家人和工作都在一起。

Tuukka Vuori(以下简称Tuukka):我从奥卢大学毕业,我的前女友是赫尔辛基人,所以我也到了赫尔辛基。开始时我只有一个合作者,我们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做竞赛。那时候很艰难,做竞赛不是建筑物的项目,而是城市规划的项目,城市规划赢了也就是拿一点费用,没有实际的东西来做,终于有一天我得到了一个项目。我起得比较晚,8点多才起来,跟妻子一起骑车上班。我经常幻想能够早一点到公司,享受一段安静的时光,但是基本上是没有实现过。我们公司现在有9个人,现在公司扩张了,地方不太够。但我还是希望找一个大的地方大家在一起工作。

Mikko:Tuukka以前是我的合伙人,非常有才华。我知道他不会在我的公司呆很长时间。最重要的事情是一个人必须要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要有自己的观点。我在这点上早就有心理准备,不过我祝福Tuukka创办自己的公司。


中国时间表

黄晶涛:我办公桌后面永远挂一块牌子“匠人赢国”。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规划师生活了很多年。其实我起得晚,每天早晨8点半起床,上午一般开会。中午回公司。为人营匠,这才是我现在的生活。

朱翌友:我来自中建国际,现在基本上有近2000人。我每天面对的团队也有80个人,每天上午我一步入办公室,就会看到黑板上面列着项目,排下来项目要少于20个就属于不正常,项目多且什么类型都有,我就得决定它们的命运。我每天7点钟必须起床,接着就是一天的工作,完全不知道当天会几点钟走出办公室。既然工作那么忙,我就尽一切的可能使我的生活特别地熟或者说特别地放松一些。我的床头绝对不会出现一本专业的书籍,我回家所触及的所有信息也尽量与设计无关。看到芬兰建筑师他们的作品,我们能够感觉到这种安静、这种倾心,通过作品可以感觉到这些作品是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状况的,转过头来看看,我们也是学设计的,我们能够感觉到中国建筑设计中的那种压力,感觉到那种拘谨。

赵晴:作为建筑师要关注生活的品质,我觉得做中国的建筑师挺难的,生活品质很难把握,我们只能自己在小小的细节上把握一下。我每天在办公室喝一杯咖啡。我的来余爱好是摄影,我的相机一定可以体现我的灵感和愿望。这是作为一个建筑师的基础。

那日斯:我现在过的生活一点也不是我上大学时期望的生活,那时候我希望自己是一个正常的建筑师,正常地工作,正常的生活,最后却不得不为了还钱一直在拼命努力。我们公司的这些同事们都非常能干,目前我最想做的事还是希望把工作节奏减慢一点,把自己的设计、把整个公司的设计做到相对平和的状态。

Mikko:我感觉好像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慢一点做设计,慢一点生活。我的设计不是线性的,不是快速的设计导致快速的周期,不允许你当中做很多的摇摆、改主意或者是改设计,拿到概念以后你必须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做完。设计不应该是直线的,应该是曲线的,或者是做错了决定可以再回头,想这样做事的话必须慢下来。

祝晓峰:感谢天津大学的同学们为我们这场讨论会增加挑战性的问题,虽然问题不多,但是很精。我觉得我们讨论的目的在于同学的能够从中得出一两个有意义的观点,能够对自己的未来有思考的动力。

单增亮:刚才张院长以及彭院长说起这个论坛的时候,我特别支持,因为我当初在天大读书的时候,觉得到上海和北京没有机会。现在随看天津的发展,在天大可以有越来越多的论坛,这对于天大来讲是一个更好的机会。

张颀:我们觉得有点遗憾,其实我更愿意看到的是双方建筑师的一种碰撞,哪怕是争吵都可以,喜欢哪个不喜欢哪个都可以说出来,结果最后成为了非常温馨的场面了。我们不希望大家互相说一说、吹吹风、你也好、我也好。

说到对芬兰建筑师设计作品的看法,他们在芬兰做的设计非常喜欢,他们在中国做的我并不喜欢。可能是环境造就建筑师,他们在芬兰那样的环境当中,那种历史传承当中,那种影响、那种社会制度各方面的影响下可以做出好的建筑。那么他到了中国,如他们在世博会做的芬兰馆,到嘈杂的上海,他只能把自己放在“冰壶”里面。

再说在津南做的一个商业建筑,我更不喜欢了,可能是津南那个地方不行,这不是说设计师的能力不行,关键是自然环境、政治环境各方面都不一样。我们的同学要想成为最好的建筑师,可能我们要走的路更长、更远,我们肩上的担子更重,芬兰建筑师的生活环境就特别纯净,到这儿来他们可能就不纯净了,生活的环境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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